“我要帮父母讨薪！”这是14岁女孩袁梦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2015年1月19日上午，河北省冀州市初二女生袁梦为了替父亲讨要拖欠7个月之久的工钱，纵身从冀州市凯隆御景楼盘17楼跳下，不治身亡。
每到岁末，农民工讨薪的新闻都会屡见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难的现象并不为过。
2015年1月21日，近百名在长沙市岳麓区卓越麓山别墅项目二期工程务工的农民工，为“讨薪”围堵售楼处，而本该负责结算工钱的承建方却已经“失联”。
2014年12月10日，由于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处理，多名农民工前往巧家县委“讨薪”，在与副县长理论时，一名“讨薪”者喝下了农药。
……
2014年8月，《经济》记者也接到一起拖欠农民工薪资超过千万元的新闻线索。记者就此展开了解，关注事件长达半年之久，但截至发稿日，该事件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农民工讨薪难，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虽然经过多年治理，仍不见缓解。农民工“讨薪难”何时才能不成为年关的辛酸“话题”？谁又来切实保障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的利益？
拖欠农民工千万薪资何时还
去年8月，《经济》记者接到江西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青龙的电话:由于开发商长期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该公司承建的福建省漳州市华安经济开发区“佳具群家具交易城E1#-E12#、5#-8#商务楼建设项目”已经于2013年底停工。在多次向开发商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发包方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讨要欠款未果之后，该公司找到华安县政府。经调解，开发商同意于2014年元月10日前支付余款2900万元，但时至今日仍有1080万元未付。
公开资料显示：华安县坐落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市北端，境内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闽南地区最大的林业商品材生产基地。而华安经济开发区则位于华安县南大门的丰山镇，前身是2005年开始筹建的华安工业集中区。在2008年和2009年，该园区被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和国家商务部、科技部先后授予“福建省光电产业园”和“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称号。2010年12月被福建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7.23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光电和新型建材等产业。2011年1月，福建当地媒体《海峡导报》报道：该开发区已有90个项目落户，总投资140亿元以上，占全县工业投资总额的70%以上。
杨青龙告诉《经济》记者，他最早开始接触华安经济开发区家具城项目是在2013年7月。当时，挂靠在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康高彬、朱德保二人找到他，自称是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开发区家具城E1#-12#、5#-8#商务楼建设项目的总承包方，拟把此项目转包给他承建。
但杨青龙万万没想到，从2013年8月动工开始，开发商就一直在拖欠工程进度款。“8、9月分文未付，到10月支付了1100万，12月底，拖欠工程进度款已达3400万。”
在此期间，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因故撤出该项目，康高彬和朱德保改为挂靠海峡金岸集团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但二人一直没有参与工程管理，有关资料及签证都是由杨青龙与发包方直接签署。
2014年春节临近，杨青龙多次找到承包方，要求其协助讨要工程款。然而，承包方避而不见，开发商及发包方又推说没钱，杨青龙只好找到了华安县政府。
在开发区管委会介入调解的过程中，开发商始终称“没钱”，不得已，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做出了500万元的让步，随后，两方签署了第三方调解协议书:开发商同意支付工程进度款4000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100万元，余款2900万元定于2014年1月10日前由开发商直接支付给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但时至今日，开发商尚有1080万元逾期未付。
春节过后，杨青龙又多次前往华安，要求开发区管委会出面敦促开发商按调解结果支付余款，却一直没有结果。
开发区负责人避而不见
接到杨青龙的电话后，《经济》记者启程前往漳州。2014年8月21日上午，华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安经济开发区维稳办主任刘素秋向记者介绍了杨青龙及其施工队农民工讨薪的调解情况，与杨青龙所述基本吻合。
当记者询问开发区家具城项目的有关具体情况时，刘素秋称不了解，并提出可以由宣传部安排后续采访。当天15时许，华安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人员把记者一行带到了县政府办公楼。
15时20分左右，华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汤永生接待了记者。但一提到采访，汤永生就推三阻四，说必须由宣传部安排处理，且百般推托，阻挠记者采访县长沈建平。
17时许，汤永生提出:可以把需要了解的问题留下来，由他转交给开发区主任叶文辉，再由叶文辉回复。记者于是以书面的形式留下了12个问题，要求公开包括“开发区审批文件”、“家具城开发商进入开发区、兴建家具城的合法手续”等诸多信息。
9月，华安县政府及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召集开发商、发包方、承包方、承建方开了一次协调会。会后，杨青龙告诉《经济》记者，协调会提出，要对工程进度重新做全面结算，结算后再商议偿付欠款等事宜。
9月15日上午11时，记者致电叶文辉，询问其对8月21日留下的12个问题的答复。叶文辉称自己才担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不久，需要时间整理材料。
9月19日，记者短信提醒叶文辉，要求其回复提出的问题。但直到9月26日，华安方面仍然没有动静。记者致电叶文辉，座机拨打未接，手机拨打也未接。此后记者多次致电叶文辉，但该号码一直处于无人应答的状态。
此后，事情发展似乎渐入僵局。
开发商、发包方实为失信单位
另一方面，重新结算的进展也十分缓慢。“最开始，开发商承诺，决算书7-10天审核完毕，到后来审计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音信。”杨青龙告诉记者，直到11月4日，开发商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南和召集了发包方、承包方和承建方的负责人及发包方、承建方双方的预决算人员，召开了决算核对会议。会上，陈南和宣布：授权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林长清主持双方的全面决算工作。
按照新的决算结果，开发商拖欠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含停工期间的人工、材料损耗等）高达5238.7万元，其中约有50%是工人的工资。然而，林长清却“失联”了。
当杨青龙最终联系到林长清后，“林长清居然说：‘审核结果不算数，我的授权10月31日就被开发商取消了。’还拿出了宏业公司取消授权的通知。”
2015年1月，杨青龙再次联系《经济》记者。“我方多次找到当时参与协调和监管的部门，他们要么互相推诿，要么口头应承，就是没有实际行动。现在，开发商、发包方还找了30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对外扬言‘专门对付江西施工队人员讨薪’，如果发生流血事件，我们又该怎么办？”
记者通过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发现: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注册资本1200万元，陈南和实缴出资额550.8万元，持股比例45.9%。工商注册信息显示：2015年1月8日，该公司法人代表由陈南和变更为兰震东，但陈南和仍担任公司经理职务。而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则成立于1995年8月，注册资本8200万元，林长清实缴出资额4264万元，持股比例为52%。
另有林长清家乡知情人士透露，林长清本人有房有车，其名下公司——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堪称当地的建筑、房地产、物业管理和装潢行业中龙头老大，是所在地龙岩市出名的富人。
而记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也即“失信网”）检索后发现：陈南和与林长清仅在2014年就曾多次由于陷入借款纠纷，“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被纳入失信名单，所涉债款额度高达千万元。
1月14日上午10时，记者终于拨通了开发区主任叶文辉的手机，他称仍在准备材料。1月19日15时，记者再次拨打叶文辉手机。他在问清记者身份后，表示记者拨错了电话，拒不承认自己是叶文辉。
截至发稿时，华安县政府、华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仍未回复记者提出的12个问题。
家具城原是“烂尾”项目
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底就动工兴建的“佳具群家具交易城”，原计划分3年4期投资建设，本该于2013年完工。据福建当地媒体2011年初的报道，该家具城位于华安工业区九龙工业园，总投资12亿元，占地855亩，预计建设79.77万平方米高档家具交易城、商住及服务配套等项目。2012年，该家具城还被列为福建省重点项目“漳州交易市场建设项目”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佳具群家具交易城”确实早在2011年就已经启动，最初的开发商也是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但由于拖欠工程款，施工队停工，导致该家具城建设“烂尾”。
记者在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南国故宫”看到，该家具城的介绍中赫然写着：2013年5月28号，南国故宫家具城顺利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明确定位为：福建省古家具博物馆、福建省金丝楠木博物馆、福建省古油灯博物馆、福建省琉璃石博物馆、福建省古钱币博物馆、福建省翡翠玉石博物馆。同时整个家具城改称为南国故宫家具城。我司原计划2013年国庆开业，因受重新设计规划及省委、省政府的定位，现决定改为2014年国庆或者2015年元旦开业。
当记者以家具经销商的身份联系宏业公司董事长助理吴华昌时，吴华昌表示，由于工程遇到了一些问题，公司暂未开业。
“讨薪”为何这样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69亿，占全国人口的19.76%，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9.94%，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农民工欠薪问题，也已经成为了阻碍和谐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一大顽疾。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的律师秦希燕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讨薪难’堪称文明社会的一个‘烂疮疤’。”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大，受教育水平低，就业主要依靠亲友介绍，并大量集中于建筑、加工制作、服务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通常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工资却普遍少则几百，多则两三千，仅够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生活。”秦希燕指出，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当农民工遭遇“欠薪”问题时，很可能不懂得应该如何维权，或者受制于自身的经济条件，难以维权。
“而欠薪单位往往是财大气粗的建设施工企业，一些企业宁可出钱聘请律师对付农民工，宁可雇佣打手威胁农民工，宁可动用大量关系阻止农民工维权，也不及时支付工资，农民工维权过程中有理讲不清，导致官司有理打不赢。”秦希燕说。
“干活拿钱，这是底线，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但是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建筑行业，却出现了‘讨薪难’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这其实是整个行业的不正常现象。”长期深入建筑工地对一线农民工进行过大量深度访谈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建筑行业的包工体制，也即建设单位不直接雇佣工人，反而将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层层扒皮，甚至普遍性地不与雇工签署劳动合同，才是“讨薪难”问题的根源。“建筑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4000多万建筑工人也没有相对固定的雇主。本来是一个正规的行业，但是从用工这个层面看，是一个全行业的非正规化，如果这个根源问题不解决，工资拖欠的问题很难根除。”
解决“讨薪难”，需加强联动执法
“其实咱们国家的《建筑法》早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层层转包，但是劳动部门、人事部门是不是真的做到严格执法了？有没有监管工程单位和雇佣的工人签订合同？”卢晖临问。
秦希燕也认为，要想从“根”上下功夫，将恶意欠薪这一顽症“连根拔起”，必须严格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规定，发现存在欠薪行为的，要及时督促纠正，给予处罚；对于责令整改不力的，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按照《刑法》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刑事责任。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在处理恶意欠薪问题上，人社、公安、工商、住建等相关部门不但要有‘联’，更要有‘动’。”秦希燕建议，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做到有“联”有“动”，整合资源，形成治理恶意欠薪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追踪、监督，使制度能够落地，并做到“落地有声”。
不过，卢晖临也同时指出，毕竟监管的对象涉及上万家企业、几千万雇工，监管部门和被监管对象，从数量上看仍然是不成比例的关系。“不能完全依靠监管，还要工人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比如，可以鼓励工人主动加入工会，利用工会组织保护自己的权益。”
另外，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农民工的自我维权意识，在秦希燕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咱们国家已经出现了不少专门服务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站，免费为农民工解答法律咨询、提供维权支持。同时，还要做好普法宣传，让农民工信法不信访，信法不信闹，依法维权；强化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意识，使其意识到欠薪必追责，欠薪必受罚，从源头防范欠薪的发生。”
原载2015年2-3月刊http://www.jingji.com.cn/ebook/paper.asp?Aid=20773&Fid=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