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5年03月16日 23 版）
一夜间，两张呼吁内容相矛盾的图片刷爆网络，让人纠结——
一张是一对环卫工老夫妇手捧心愿卡：“年轻人，少放点鞭炮！让我老伴早回家过年！”
一张是一位老大爷，坐在路边鞭炮箱上，旁白是：“孩子们买点鞭炮，让我和你大娘赚钱买点饺子过年。”
从1992年广州率先实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开始，是禁还是放，是要蓝天还是要民俗，23年来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激辩话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年以来，除旧迎新的爆竹声声，成为民族对于年味的集体记忆。在“乡土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的今天，源于农耕时代的小小爆竹，面对快速的城市化与现代化，面对分化的民意纠结，历经20余年禁与放的博弈，又能沉淀出怎样的“除旧迎新”记忆？
“禁久必放，放久必禁”
“禁炮令”重启声声趋紧
“二十八，把面发”，2月16日，腊月二十八，置办完年货的太原市民蒋佳佳（化名）还感觉缺点什么，驱车赶到邻近的晋中市，买了10多挂爆竹、十几枚烟花。“太原禁放了，买不着。鞭炮声里，有儿时故乡的味道。”每年春节，带儿子放鞭炮，是蒋先生的一大乐趣。
1月15日，太原市政府发出通告，市内六区今年春节、元宵节期间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儿子，明年爸爸带你回农村老家过年，让你放个痛快！”无独有偶，今年起，成都中心城区全年禁放。这让家住锦江区双栅子街52号院的刘福明感觉不太得劲儿。“不放炮，过年好像少了点什么。”他儿子为玩不了烟花爆竹闷闷不乐。
羊年春节，烟花爆竹却难“洋洋得意”。
与太原、成都遥相呼应，2015年元旦起，南京决定，主城区在有限开禁10年后再次回归“全面禁放”；长春也出台禁令，市区四环路以内任何时间均禁止燃放、经营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新规向“史上最严”回潮渐成新趋势。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138个城市实行禁放，其中省会城市5个，地级市30个，县级市103个；536个城市出台限放政策，其中直辖市4个、省会城市19个、地级市111个、县级市402个。
“禁久必放，放久必禁”——20多年来，很少有哪种地方性政策法规，像烟花爆竹令，经历了这样几乎是全国性的轮回反复调整。
自1992年广州首开先例后，国内一度涌起“禁放潮”，曾有近300个城市实施“禁炮令”，后陆续 “折中”解禁，到2005年前后，大部分城市实行“禁改限”，其中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如今，风向又变，不少城市烟花爆竹令正在悄然趋紧。
今年春节，北京“禁改限”进入第十个春节，燃放时间规定仍未变，但烟花销售时间比过去缩短了10天。北京市空气质量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在空气污染橙色或红色预警期间，全市范围禁止烟花爆竹燃放。
从增加禁放的路段、区域到取消居民楼下的销售点，今年春节上海实施更加严格的禁售禁放等管控措施。
“北京18名市人大代表建议：烟花爆竹‘限放’再改‘禁放’”“《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已列入本届市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计划，全面禁售烟花爆竹开始进入立法视野”……京沪两地不断升温的舆论，给市民的感觉是“全面禁放，箭在弦上”。
“戴着口罩放鞭炮，闹哪样”
“心肺之患”引爆民意之变
这个没有鞭炮喧嚣的羊年春节，南京多了几天“春节蓝”。
今年除夕和大年初一，南京空气质量为10年来最好，零点时分，质量指数为45，表现属“优”。以往4年，除夕夜年年是PM2.5爆表、重度污染。
“禁”“放”反复间，是传统民俗与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的激烈碰撞和博弈。转向全面禁放，被称为“南京20年‘禁’‘放’之争、痛定思痛的最后抉择”。
不知从何时起，烟花爆竹燃放成为城市文明发展之痛。
北京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曾因元宵节燃放烟花发生火灾，沈阳皇朝万鑫酒店也因除夕燃放烟花发生火灾……烟花爆竹频发的安全事故向来就是众矢之的。
而烟花爆竹的另一宗“原罪”——污染，在蓝天日益成为百姓每天最关心的生活元素的今天，成了压垮千年习俗的“最后一根稻草”。
鞭炮声声，雾霾重重，这样的场景已是司空见惯。
大年初一，辽宁省环保厅宣教中心副主任靳辉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了沈阳天气变化图。年三十还是蓝天白云的沈阳， PM2.5自除夕19时开始，伴随密集的鞭炮声一路飙升，到子夜时分已经爆表，局部甚至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
除夕18时PM2.5的浓度仅为18微克/立方米，21时至24时则超过160微克/立方米，初一零时至1时跃升到413微克/立方米——一夜的集中燃放，硬将北京空气质量从“优”炸成“严重污染”。
2015年除夕至初一（2月18日13时至2月19日12时），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338个城市中，有51个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与17日相比，增加48个。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呼吁不要将烟花爆竹“妖魔化”：“尽管烟花爆竹集中燃放时可能使PM2.5短暂升高，但考察其全年、24小时的平均浓度就极小了。尤其与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相比，烟花爆竹产生的PM2.5更是微乎其微。”
“戴着口罩放鞭炮，闹哪样？”“日益拥挤的城市，留给烟花爆竹的‘环境空间’，远远不像以前那样宽裕。”“如果我们连解决烟花爆竹污染这样的问题都举棋不定，甚至将错就错，还何谈铁腕治污呢？”……面对“心肺之患”，纷争声中，民意天平似乎在倾斜。
在南京，2012年的一项入户调查显示，73.6%的受访者赞同春节燃放。而到了2014年，调查结果是，87.6%的参与调查家庭支持烟花爆竹管制。
“禁炮令”颁布后，山西某网站发起了“太原禁炮，你怎么看”的调查。3天内有21162名网友参与，其中61%的网友表示“不放”；另外39%的网友表示“会放”。
据北京市烟花办统计，北京市今年春节期间共销售烟花爆竹19.6万余箱，同比下降32%。
“今年我们家就没放鞭炮，是孩子主动提出来的。”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苹果社区的汪波女士说，“前些年我们也放，但孩子今年说放鞭炮污染环境，与年俗相比，还是健康更重要。”
“多了份热闹，少了些仪式感”
洗清“陋俗”回归民俗
同在北京朝阳区双井街道生活的徐东宁今年也没放鞭炮。
“放炮就是图个辞旧迎新、热闹。”徐东宁的老家在安徽，今年他与老婆孩子选择在北京过年，“我们老家那边放得多，如果回去肯定也是要放的。”
烟花爆竹遇冷，但国人鞭炮情结依然浓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何星亮说，爆竹是春节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符号，爆竹一响，就点燃了节日的气氛。燃放烟花爆竹是春节的象征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活动及其文化涵义已经深深渗透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并成为人们对春节活动的一种期待和渴望。
在山东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侯斌说，和小时候放鞭炮相比，“现在多了份热闹，少了些神圣感、仪式感，烟花爆竹的内涵被抽空了。”
“小时候，除夕夜饺子煮好了，端上碗，要祭祖。这时，就要出去放‘头响’。吃完饭，等着子午交时，再放最大的一挂。所有的屋都点上灯，全家守岁。初一是邻居们拜年，清早要放鞭炮；初二女儿回娘家，走亲戚开始，也要放鞭炮；之后，家人上班、孩子上学远行，都要放鞭炮。烟花则集中在元宵节燃放。”侯斌说，现在放炮就是带孩子图个热闹，早已没有了那些规矩和讲究。
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表示，现在的烟花爆竹燃放已脱离传统的民俗文化范畴。“我们经常在传统剪纸中看到小孩玩爆竹、放福字爆竹，这都是一种民俗文化，放爆竹的时辰、地点都有讲究，甚至声音大小都有讲究。但现在烟花爆竹变成了火药的盛宴，成了一种视觉听觉轰炸。甚至成为一些有钱人炫耀的工具。”
正月初六、初八，沈阳商家开业高峰期，几乎所有商铺集中的街路，都硝烟弥漫、鞭炮震耳。除夕晚上，于洪区的王先生一次放了近万元的烟花。“每年除夕、初五这几天，病人和新生儿都最遭罪。”盛京医院工作人员孟璐说，尤其新生儿，被震天的鞭炮吓得不停啼哭。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表示，古代一般是“爆竹三声迎新年”，烟花在唐宋之后兴起，也只有官府会放，民间既没条件，也不允许随意燃放。现今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不是过去的民俗，而是一种乱象。“从回归民俗、发扬民俗的角度出发，燃放行为应该改变。”
记者在湖南衡阳走访，发现当地换上电子鞭炮的家庭，这几年越来越多。夏宇家2011年就用上了电子鞭炮。让他感到新鲜的是，今年去老家拜年，发现农村里用电子鞭炮的居然也多了起来。
“没有决裂，就没有救赎”，不少采访对象表示，在社会大变迁背景下，烟花爆竹适应工业文明时代的“自我救赎”，不要害怕和拒绝变异，但要与“烟花越做越大、爆竹越炸越响”的任性变异决裂，坚守回归传统精神内核的底线。
“没有安全环保，就没有未来”
“居危思危”转型过坎
正月十四，乡村的年味尚未散尽，位于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的颐和隆烟花和顺一厂，“重启”生产模式。工人们陆续返回，开始为清明节备货。
印象中的花炮生产，多是手工作坊。走进一看，大开眼界。
和顺一厂以生产组合烟花为主。模压车间内，一款由植物纤维、淀粉和方解石为原料的新型模压外筒盒，正在流水线上生产。“由于采用可降解材料，模压外筒盒既可回收，降解后也不会污染环境。”公司业务经理王兆熊说，“我们正在研发，今后包括包装、串引等工序，都可以用机器来做。”
2014年，颐和隆烟花销售收入6亿元，同比增长1亿元，位居浏阳乃至全国花炮企业“头把交椅”。
颐和隆的尝试，正成为浏阳许多大型花炮企业的共识。与花炮企业老板交谈，一个共同观点被反复提及：在国内花炮消费需求难有较大增长背景下，谁转得早、转得好，就可能在行业“洗牌”中占先机。
作为全球最大花炮主产地，改革开放后的绝大多数年头里，浏阳花炮的发展轨迹，就像那冲天而上的烟花，急速而绚烂。
“只要建个花炮厂，就能赚钱。”从业30多年，银达利烟花公司董事长张秋明，这样描述当年“传奇”。
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心城市纷纷出台“禁放令”，对浏阳花炮的冲击，却并不明显。“当时，花炮产业规模并不大，市场总体需求大于供给，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张秋明说。
2005年前后，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纷纷实施“禁改限”。浏阳花炮销售，开始“火箭式”爬升。
据统计，2005年，浏阳花炮的销售额达到37.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5%。
“过去的15年，尤其一些城市‘禁改限’以后，确实是浏阳花炮发展最快的时期。”浏阳市花炮局局长汤显华，列出了一组数据：花炮企业超900家，品类从当初寥寥数种发展至9大类6000多种；产值去年跃至204亿元，直接带动当地约30万人就业。
十几年的高歌猛进后，“寒意”却又来得有些突然。
2013年，受国内其他地方安全事故、雾霾天气以及中央八项规定后公款消费大幅缩水等因素叠加影响，浏阳花炮从“上坡”变成“过坳”。
“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提前准备一些卖得比较好的产品，但今年行情不好，不敢提前准备。”东信烟花公司董事长钟自奇对2014年元宵节前发生的变化记忆犹新。
销量掉得最明显的，是一线城市。东信烟花在北京的销售伙伴反馈，2014年北京花炮的销售量，下滑了40%。
2014年，浏阳庆泰花炮公司总经理黄启昌，为自己的办公室换了块门牌——将以前上面写的“居安思危”，改成“居危思危”。
危机并非偶然。汤显华认为，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花炮行业的许多问题，比如企业盲目扩张引发产能过剩、恶性竞争，企业缺乏自律一味迎合“更大、更响”的市场需求等。
“在经济新常态下，那个只要办厂就能赚钱、只要生产就不愁销售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汤显华看来，要适应新常态，企业必须有长远战略，必须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2013年，烟花爆竹“新国标”开始实施，花炮规格、药量等，有了明确限定。浏阳市为此成立了监管办公室，打击违规生产。一些花炮企业找到汤显华，倒起了苦水：“规格超一点，市场上更受欢迎。”“花炮向环保转型，成本高了不少，市场的反应却未必有那么好……”
汤显华的回应是：“如果我们的产品没有安全环保，整个产业可能就没有未来。”
近两年来，浏阳市政府一直在引导花炮企业向更安全、更环保转型。2014年，市财政拿出1000万元资金，“悬赏”攻克环保方面的共性技术瓶颈。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
公共决策应凝聚更多合意
南京2015年起主城区全面禁放。可1月1日零点新年钟声刚敲响，浦口一名男子就点燃了烟花。不听劝阻执意燃放，最终被处以5天治安拘留。
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怎样既维护城市的安宁与环境，又尊重传统民俗，考量着治理者的智慧。
20多年的禁放博弈，正如一些评论所言：一些地方的相关公共管理政策不时陷入不管、禁放、限放的动荡摇摆，并受到社会上各种声音的裹挟而无所适从。
把目光投向22年前。1993年12月1日，北京城区开始禁放烟花爆竹。这条“禁放令”紧贴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市民赞成禁放。而12年后，约七成受访市民又赞成对燃放烟花爆竹适度放开，顺应民意的转变，北京将“全面禁放”改为“局部限放”。
面对变化的民意，燃放在公共空间的小小爆竹，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取舍，而是如何平衡。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所说：“现代法治的观念，是既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到少数人的利益，注重各方的平衡和协调。”
郭文斌说，“一刀切”的“一禁了之”，涉及的“少数人”，虽比例较小，但绝对数字不小，点多面广，行政力量很难做到“令行禁止”，并且会损耗大量财力人力。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全市有10万余处禁放点，共出动各类控制力量近300万人次，市公安局出动警力7.2万人次。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禁放困境”，给公共决策上了生动一课：一项好的公共政策需要凝聚更多的合意，注重以对“怎样作出决定”的程序共识来实现对“共同承认这样作出决定”的实体共识。
“2010年，我们小区的100多位居民发起了禁放鞭炮的建议，”家住北京新海苑小区的史清立老人，几年来坚持在小区试验签署“公约”自愿禁放，引起不小的轰动，“如今在我们的带动下周围好几个小区都不放了！”
移风易俗，宜疏不宜堵。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毕宝胜说，县级市的人口规模、城市面积都不大，一些地方硬性规定禁放做不到也没必要。
在纷纷扰扰的争议声中，读到这样一则新闻：2月17日晚，纽约哈德逊河畔上万束焰火直冲云霄，这是纽约为欢度中国春节第一次燃放焰火，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让人唏嘘不已。或许，当“APEC蓝”成为新常态时，我们也能尽情享受绚丽烟花燃放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