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察日报

保证狱无冤案是司法者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对此，需要做到兼听包括辩护观点在内的不同意见，对案件进行全面审视和准确判断。美国著名大律师丹诺说:“被告律师的责任，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在犯罪证据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判刑，如果被告罪证确凿，原则上是争取最低的刑罚。”在司法案件中，如果律师如此尽职尽责，如果司法者能够认真倾听律师意见，那么司法公正就多了道安全保险，冤假错案就少了些发生几率。

如果说，既往的冤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是从反面说明辩护制度和律师辩护对防止冤案、实现司法公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福建念斌最终被判无罪案件，就是从正面强化了这一常识。正反两面的案例形成了生动的法治课，告诫司法者万不可轻视、漠视、歧视律师，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正面、积极的作为，是刑辩律师的主流，这是明显的客观存在。问题是司法者能否认知、把握和认同这一客观存在，并在司法实践中做出相应的积极回应，即把律师当作诉讼活动的平等参与者、当事人权利的维护者、公正司法的帮助者、司法权力的监督者、法治社会的建设者，为他们依法执业创造条件，重视和倾听他们的意见。

被告人享有辩护权、辩护律师有权参与诉讼活动、律师的执业权利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平等地受到法律保障，这是宪法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辩护权是私权，司法权是公权，二者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说，强调法官依法独立审判，不等于法官可以拒绝监督，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也是法官的主要监督者。承认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主动接受监督，保证司法权力依法正确行使的明智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如果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很难被被害方理解，甚至自己的人身权利可能会被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能够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毫不动摇地对被告人权利和案件事实负责、坚持无罪意见，实属不易，其精神令人感动。司法者应该学习这种肯负责敢担当的高尚精神，不然，在面临种种干扰和压力的司法工作中，就会因缺少精神支撑而软弱无力，无法坚持正义，无法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

在律师遭受困境时，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没有作壁上观的权力，只有依法维护诉讼秩序和辩护律师人身安全的责任。如眼看着律师尊严受辱，权利被侵，任由律师与蒙冤者一起苦苦挣扎，却不提供法律许可应予的帮助，不是以司法为民为宗旨的司法者应有的行为，更不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状态。

对律师的态度可以反映出司法者的法治理念和职业素养。如果连律师制度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辩护是人权保障需要，律师职责对防冤防错意义重大等法治常识都不能理解和认同，这样的司法者其法治理念和职业素养必定达不到应有的要求，而且还可能已染特权意识严重、执法作风恶劣，甚至滥用司法权力的恶疾。同时，司法者应思维逻辑清晰严谨，如果既不愿意办出错案，更不愿意办出错杀的冤案，使一生被沉重的负疚感所折磨，就不该把律师的执业活动看作办案阻力。

司法活动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往往是回溯式查明犯罪事实，且依靠身为自然人的司法者作出主观判断，所以难免出现错案。但是，如果司法者既不能从情感上接受刑辩律师的挑错，也不能理性地承认律师辩护的重要价值，还不能按照底线思维服从法律要求，只是把律师当作麻烦制造者和审理案件阻力，明知辩护有理却故意不予采纳，就是不可原谅的渎职行为。

司法公正，就是通过合法程序，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真凶受到法律制裁，其中没有傲慢排斥刑辩律师的道理和空间。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司法者与律师虽职责有别但使命相同，共同促进法律正确实施，是建设法治国家有效保障人权的需要，有利于各自事业的发展进步。所以，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防止错误行为，清除害群之马，提高综合素质，做到依法履职。在二者建立健康正常的关系、形成法治合力方面，掌握司法公权者应更多地主动承担责任，更积极地严格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