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州单双号限行措施推出就变，到武汉“奖励举报车窗抛物”被叫停……近年来，一些事关群众权益的政策，要么出台就被叫停，要么在出台后躺在纸上、挂在墙上，要么卡在“最后一公里”无法执行，沦为“断头政策”。
代表委员们认为，一些地方出现的“断头”政策怪现象与依法治国精神不符，要避免政策法规“朝令夕改”，必须开门立法，规范政策运行过程，同时实行责任倒逼机制。
一出台就被叫停 政策遭遇“断头”？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甘肃省兰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实行为期半年的重点区域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道路交通压力、轨道交通施工及冬防工作是采取限行措施主要原因”。仅仅过了４天，兰州市又表示“经充分考虑公众意愿和建议”，将原限行方案进行优化调整，９月２１日至２９日在主城区实行单双号限行。
类似的例子不仅出现在兰州，武汉、东莞等地都曾出现“断头”政策。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梳理发现，“断头”政策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半路夭折型。以兰州市“限行”政策为例，由于缺乏民意基础或法律依据，在试行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叫停。武汉市从２０１２年起试行“车窗抛物”有奖举报，统计显示，近半数车窗抛物者拒交罚款。今年１月，这项政策已经悄然叫停。对于叫停的原因，武汉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缺乏必要法律法规支持。
——无法落地型。尽管中央一直在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但仍有一些政策卡在“最后一公里”，有政策无落实。黑龙江一家奶企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校企合作热情高涨，也出台了包括发放实习生补贴在内的一些好政策，但由于程序过于繁琐，企业对接收实习生并不积极。“有关部门规定职业学院学生到企业实习可以享受一定金额的补贴，但除了户口限制，还得让人每天去固定地点按手印。一共实习三个月，按手印往返时间加起来可能就得半个月，企业哪儿愿意给自己添这个麻烦啊？”
——僵尸无用型。一些政策不符合基层实际，无法发挥作用，成为“摆设”。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人阮永川告诉“中国网事”记者：“云南省规定，施工单位要缴纳工程总造价的３％左右作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一些大项目甚至只要求缴纳的比例更低，但据了解，工程的人工费用要占到总造价的４０％左右。尽管这个政策方向是很好的，但实际运行起来，由于设定的比例太低，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穿新鞋走老路 急功近利是根本原因
“一些人仍在穿新鞋走老路，新门派老住户，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却不在行，我们一定要警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潘庆林认为，之所以一些政策无法真正“落地”，同政策出台前，有关部门没有充分听取民意有很大关系。“关在屋子里面造出的车，又怎么能在路上跑得起来呢？”潘庆林说。
而兰州市限行政策出台后同样招致市民普遍的反对，在全国人大代表、首届全国十佳律师秦希燕看来，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不规范，不透明，不科学，缺乏可行性论证，出台后肯定会“水土不服”，甚至缺乏可操作性。
秦希燕认为，政策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决策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法规。在进入执行阶段后，下级政府和部门往往对上级政策作出弹性解读，寻找政策变动机会，有些人则畏首畏尾、决心不大。
武汉市“车窗抛物”有奖举报在施行３年后不得不叫停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持”，潘庆林认为，这和干部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有较大关系，“匆匆出台政策往往草草收场，他们不需要承担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行政成本责任吗？”
听民意依法规 责任倒逼让政策不“断头”
秦希燕认为，作为依据法定程序制定的政策法规，一经出台，应当要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政策法规“半途夭折”“颁而不行”，不仅削弱了政策权威性和政府治理效果，还增加了公众对政策法规的不信任，造成人、财、物等资源的损耗和浪费，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更重要的是会失信于民。
捡一个烟头奖励５分钱，灭一只老鼠奖励１元钱，陕西省咸阳市在２０１０年创卫期间临时出台的这项奖励政策，导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排队交烟头的场面，不得不在实施２１天后终止。“这是政策出台前缺乏科学论证的典型。”阮永川认为，不管出台什么政策，都必须充分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让群众真正参与进来，才能避免各种水土不服的政策出台。
秦希燕建议规范政策运行过程，前期充分调研，规章、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开展立法“跟踪问效”，开展“立法回头看”，政策法规的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定期对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潘庆林建议实施责任倒逼机制。“群众认为不好、社会评价不高的政策，该退回去的就退回去，还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谁出的政策谁负责。地方政府在出台政策前，不要拍脑袋，多去问问群众该怎么做。”（采写记者：白靖利 陈文广 潘祺 庞明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