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检察工作中，密集的错案平反引人注目。
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引导侦查抓获真凶的王玉雷案;一盯7年，命案疑犯终获自由的徐辉案;依法提出纠正意见，18年后还其清白的王本余案……检察官察微析疑、抽丝剥茧，让蒙冤之人洗脱冤屈，感受到公平正义。
“把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这一表述，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口中的热词。如何构建防范冤假错案长效机制，传递了代表委员们对检察工作的期盼与关注。
排除非法证据 杜绝“带病”起诉
从平反的冤假错案看，几乎都是证据出了问题。刑讯逼供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
2010年5月，两高三部专门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寄予杜绝刑讯逼供的期待，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96%的冤假错案是刑讯逼供造成的。因此，预防冤假错案，检察机关一定要把好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关口，坚决排除非法证据，杜绝“带病”起诉。发现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检察机关要及时把线索移送渎检部门。
全国检察机关2014年“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406人、不起诉198人”。周光权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上圈画出这组数据。他说，这些数字不仅显示检察机关确立了坚守严防冤假错案底线的理念，而且已经付诸行动。
盯紧每一个诉讼环节努力构建良性互动的检律关系
“不符合批捕条件的不能捕，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不符合定罪条件的不定罪，检察机关一定要按照司法原则和法律规定办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严防冤假错案，检察机关有责任盯紧每一道诉讼环节，防止存疑案件流入下一环节。
对于执行阶段还在申诉的当事人，甄贞说，绝不能忽视。张氏叔侄案之所以得以纠正，就是因为检察官张飚注意到申诉信件。甄贞说，高度重视控申材料的来源，重视对已判决案件的复查，是避免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很重要的因素。
在防止冤假错案过程中，最高检越来越重视发挥律师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注意到，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用一个段落的篇幅强调要努力构建良性互动检律关系。
秦希燕说:“辩护律师维护的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是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去年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分别出台了与律师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文件，最高检出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规范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敢于监督 防止党政领导干部违法干预案件
建立长效的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必须杜绝党政领导对案件的违法干预。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记侯凤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冤假错案，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了问题，案件承办人和检察院有关领导也认为不该起诉，但是在受到外界干预后，没有坚持原则，最后出现错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干预将被追责”“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就是要保证检察院和法院排除各种干扰，依法独立办案，用法律和事实说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侯凤岐说，健全领导干部干预的追责机制，首先，要实施“留痕”公开通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不仅要记录在案，还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通报，对记录不及时、不准确或隐瞒真相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其次，要把领导干部是否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造成影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三是要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加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建设，构建开放、动态、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净化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空间。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纠防冤假错案，正是对之前不公正审判的“正本清源”。侯凤岐说，坚守严防冤假错案底线，检察机关责无旁贷。他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化，冤假错案会越来越少。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